胡一平

第二十章

末代科举——确定为1903年最为合适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其实都是有着期限的，大到某种制度的运行，每个朝代的兴衰，小到植物的生长、建筑的寿命等等，都摆脱不了从盛到衰的必然规律，中国的科举制度当然也是如此。

历史上科举制度的末路，始于大清王朝的覆灭，从洋务运动的失败、百日维新的流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兴盛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便已经露出了败落的倪端。后来颁布的所谓新政，更是把大清王朝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加上实施新政、也就是准备中的君主立宪，更是一波三折跌跌撞撞，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格局也就此形成了。

在这一时期内，斗争最激烈、交锋最明显的，便是朝野之间有关科举制度的存废问题之争了。平心而论，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尽管有许多缺点和弊病，但却拥有相当的长处和优势，完全可以称得上一种相对公平的封建制度，因此才做到了长盛不衰。

追溯中国这种具有特色的封建专制社会，可谓十分的牢固和漫长，在这点上，是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拟的。如此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必然要有一种与相适应的东西为之支撑，这就是承前继后的科举制度。谁都知道，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指导思想，是孔孟之道、也就是儒家文化。源自于春秋时期，鼎盛于汉代初期，也就是从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然而即便是如此强势儒家文化，也难以支撑其二千余年的历史地位。

若是仔细地进行一番研究就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得以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的，也就是为其起到巩固作用的，就是在儒家文化占据中国文化思想主导地位的几百年后，产生的科举制度了。应该说，科举制度才是儒家文化的顶点，是儒家文化的根基，同样也是传播儒家文化主要途径。正是这层关系，科举制度起到了朝野之间融合剂的重要作用，是封建专制朝廷与发现提携人才的最主要途径。

还有一层，历史上科举制度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紧紧依附在封建专制制度上，并且是从封建专制制度上派生出来的具有重要功能的肌体部分，具有吸纳新鲜血液的作用，可谓血肉相连。因此科举制度自始至终与朝代的兴衰而兴衰，而且比所有朝代更具有更大更强的生命力。因此当整体上的封建专制体制进入苟延残喘的末期时代时，科举制度也因其僵化的体制而屡受诟病。

历史的看，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其延续的历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曾经遇到过多次的挑战和危机。如元代，蒙古铁骑入主中原以后，在连续几十年的时间里都不重视科举。当然这与他们在文化方面相对比较落后有关。所以直到仁宗皇庆二年，即公元1313年时才幡然省悟，意识到实施科举制度对于强化统治的重要性，这才正式制定选举办法，开科取士。

也就是说，科举制度对于封建专制社会来说，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性，也由于在提携人才方面相对的普及性和公平性，故而总能长盛不衰从容应对。即使屡屡遭遇改朝换代的巨大危机，也能够一次次的化险为夷。

但是到了大清王朝末期的时候，科举制度却遇到了真正的杀手和难以消解的危机。原因也十分直观，首先是大清王朝的极度坠落，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极度不满。然而即使这样，人们在宣泄不满的时候，因为害怕遭到镇压而有所顾忌。于是有人另辟蹊径，歪打正着，从而把大清王朝的积贫积弱、腐败无能，几乎统统记在了儒家文化与科举制度的身上，使之成为众矢之的。

尤其到了1903年，也就是王寿彭参加会试、殿试夺得状元的这一年里，关于科举制度存废的激烈斗争，不断升温进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面对朝野上下攻击声音，这就迫使清王朝在强大民意面前，不得不做出一些巨大的让步。于是在朝廷里面，亦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允准，从而酝酿组织班子，开始酝酿制定了放弃科举、得以缓和民意的妥协方案。

1904年初，也就是王寿彭高中状元的第二年，清廷便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批准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所上的开办新学奏折。这份奏折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废除科举，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之中。这一奏折的批准，可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此意识着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了，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也实现了彻底的分离。

也可以说，1904年年初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实际上是在1903年期间酝酿制定的。由此说明，王寿彭中状元的那一年，便已经风起云涌，属于中国科举制度最为风云激荡的时刻了。也正是由于这层原因，王寿彭虽然高中了状元，但却被不自觉的被卷入到了废除科举还是保存科举，即两派势力双方交锋决战的激流旋涡之中。

尽管其后又进行了一次科举会试，也就是1904年的春闱，也就是甲辰恩科会试、殿试，同样出了一批进士，也高中了一名状元。但其不论是规模影响来说，都与上一次的癸卯科举难以同日而语了。在这次殿试中，高中的状元叫做刘春霖。也由于他参加的这次甲辰科举，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科举，因此刘春霖也被人们称之为末代状元。

其实认真追究起来的话，真正的末代科举，应该是1903年举行的那次癸卯会试。因为在这一年的第二年、也就是最后一次科举的之前，朝廷已经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表明科举制度已经被明文取消。在这之后举行的甲辰科举，应是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才举行的。从这层意义上说，1903年举行的那次癸卯会试，应是在中国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前进行的最后一次会试、殿试，王寿彭的中状元，才应该是中国科举制度最后的一名状元。

再者，中国的科举制度，按照惯例应该是三年一科，这样的科举历史上称之为正科。还有其他时候加上的科举考试称之为恩科。也就是说，朝廷规定的正科会试，比起临时加上的恩科会试来说，不但参加的人相对更多，其竞争程度也会激烈得多。所以正科进士同恩科进士相比，尽管名号相同，待遇也一样，但前者却具有明显的优势和更多加夺目的光彩。

若是聚焦到王寿彭这里，就更是上了一个层次了。因为他所参加的癸卯会试，实际上更是引人注目，也是历史上十分罕见的一次正恩两科合并的会试，也就是接连两次的会试叠加在了一起加以进行。其实不止这些，因为上一次的正科考试，应是三年前的庚子年，也就应该是庚子科举。可是由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外逃，当然就没有举行什么科举。从这层意义来说，王寿彭参加的癸卯科举实际上是将前面没有举行的庚子科举、这次的癸卯科举以及前一年没有举行的一次恩科加起来，等于是三重科举考试的叠加。

这样的激烈竞争程度，汇集了多少天下的科举英才，当然谁都说不清了。然而仔细一想，就应该十分清楚了。王寿彭能够在这样的科举会试中脱颖，蟾宫折桂独占鳌头，自然十分的不易。还由于朝廷忌讳庚子之乱的1900年，认为这是大清王朝的耻辱之年，因此不便提起，只说癸卯科举为正恩两科合并举行。因此王寿彭也被人们称之为正恩两科状元，实际上应该叫做两正一恩三科状元更加合适。

到了1904年，科举制度的存废之争实际上已经熄火了，因为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兴盛了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理所当然的落下了曾经恢弘、曾经兴盛的时代大幕。这年朝廷正式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实际上就是宣布了科举制度的死刑。其后不久举行的这次甲辰恩科会试、殿试，也就是只是科举制度嘎然而止以后的惯性释然而已。因此对于这次的科举，大概很少人将其当真对待了。

再者1904年的恩科科举，原本就不在正科科举之列，是一次临时加上的恩科科举。举办这次科举的主要原因，完全是为了照顾那些发奋多年，还在一直向往着科举成名的人。应该说明的是，这时许多优秀的、原本醉心科举的举子，已经随着朝廷废除科举的举动而改变了思路，从而进入了其他领域加以深造。所以当年的朝野上下，对这次科举会试的关注度实际不大。

事实证明，王寿彭中状元的那年，才是中国历史上科举存废双方激烈交锋、进行大决战的时刻。最终的结果，显然是废除科举派占了上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这次科举中产生的头名状元，在后来的历程中遭到一定程度的攻击和非难，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胡一平，出生于1953年，山东潍坊市人，作家，历史文化研究学者，潍坊学院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文化研究创作。主要著作有《兵圣全传》、《郑板桥诗书画精品集》、《追溯潍坊文化源头》、《潍坊五千年》、《古代潍坊十大爱情故事》、《一代名相——公孙弘》、《中国·潍坊》等书籍。并且在电视台、多所大学及网络上有《传统文化大讲堂》等系列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