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平

二一

这里的遗迹会说话——昌邑寻访的收获

到了雍正五年，即公元1727年，也就是李煦败亡以后，仅仅过了三年时间，几乎是同样的厄运降临到了曹家头上。朝廷以曹家织缎掉色、银两亏空等罪名，将其撤职查办，抄家治罪。

后来人们发现了一份内务府上传用的，编号为第十四号的档案材料，上面有雍正皇帝在奏折上的亲笔批示：“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朕屡次施恩宽限，令其赔补，伊尚感激朕成全之恩，理应尽心效力。但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务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著行文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頫家中财物固封看守，并将重要人等立即严拿；家人之财产，亦着固封看守，候新任织造官员绥赫德到彼之后办理。”

由此可见，曹家在李家出事以后，立刻便有了大祸即将临头的预感。本来的意图，就是想方设法的避过这场灾难。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曹家几乎用尽了浑身招数，也没有躲过灾难的降临。三年以后他们便与李家遭到了几乎是同样可悲的下场。

但是雍正皇帝在处理李曹两家的力度，以及在划分性质方面，还是有着相对区别的。如果拿他们两家的结局来比较一番的话，就会发现内中的不同之处了。也就是说，苏州李煦家族的遭遇，似乎要比江宁曹家的境况更为悲惨一些。

当年雍正皇帝对付苏州李煦家族，主要是因为当年自己为皇子的时候，财大气粗的李煦根本没有将自己看在眼里。不但如此，李煦还资助那些与自己对立的皇子们，这就可忍而孰不可忍了，也表明他已经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上。所以在雍正皇帝看来，自己与李煦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敌我矛盾，可谓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他在打击李煦家族的时候，下手狠、出手快，完全是当敌对势力来打击和对待的。

对于江宁的曹氏家族，主要针对的应是账面亏空问题，应该说还是处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在雍正皇帝的眼里，在任的江宁织造曹頫对自己没有明显的冒犯，也没有参与到宫廷、也就是皇子们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来。即使关于李曹两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亲密关系，也是知之甚少。所以他给曹家所定的是挪用公款和贪污的罪名。

当然他也知道，李曹两家所形成的账面银两亏空，虽然是有他们行为的不检点、平日里铺张浪费的原因造成。但主要的还是花在了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已故的康熙皇帝下江南身上。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朝廷急需的是银子，于是明明心里清楚却又装着不知，从而拉下脸来公事公办了。因此他对待曹家，是一再的威胁恐吓，目的是要榨出更多的油水来。所以他最终给曹家定的是贪污罪，这就与给李家所定的谋反罪有着一定的差别了。

由于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是《红楼梦》与潍坊之间的关系，故将研究的方向和叙事的重点，是放在昌邑的姜氏家族，即后来从这里分出去的苏州李氏家族之上。所以在文章中对于曹家的遭遇，故而表达的较少一些。

可以说历史上的李士桢、李煦父子，安享舒心的繁华岁月，是在广州和苏州渡过的。但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封建文化，浓厚的叶落归根光宗耀祖思想，都具有潜移默化的特别功能，具体到李氏父子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对于自己的故乡——昌邑，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

自从当上了高官，经济上有了条件，李氏父子就想方设法多次回到昌邑，省亲访友。由于这时的他们，俱都担任朝廷的重要官员，可谓多年以后回到家乡，当然也是回到其本家。这就导致昌邑姜氏家族脸上也是很有光彩的。因此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进而举行了庄重的认祖归宗大礼。从此以后，他们的名字便写在了昌邑的姜氏家谱之中。李士桢在上面显示的名字是姜士桢，而李煦的名字当然就是姜煦了。

自此之后，苏州的李家与昌邑的姜家，便有了频繁的来往。李家的人经常到昌邑来，并带来当年苏州所产的物资。姜家也常有人到苏州李家去，带上家乡的特产。还有一层，就是当年的苏州李家非常的富裕，经常在经济上接济昌邑姜家。传说现存的重要古迹——姜家祠堂，就是当年李士桢带着李煦到昌邑来认祖归宗的时候，出资加以重建的。

二二

衍圣公作序——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姜氏族谱

尤其李煦在担任苏州织造期间，与家乡之间的来往，更是经常和实际起来。所以现在的潍坊昌邑境内，就发现了不少与李氏父子有关的，当年遗留下来的实物及踪迹。

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古迹就有多种，俱都有相当的考古价值。尤其是在研究《红楼梦》与潍坊的关系上，可以提供实物证据。下面所需要交代的，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保存至今的五大与之有关的文物古迹。它们分别是：一为《昌邑姜氏族谱》；二为保存至今的姜氏祠堂；三为《煦祖行乐图》的珍贵画卷；四为昌邑城里的姜家大湾；五为李煦在昌邑的墓地。

一是《昌邑姜氏族谱》的发现，对于研究考证《红楼梦》与潍坊的关系起到了重大作用。这部《昌邑姜氏族谱》是在1990年的春天，即在柞山镇牟家村一户姜姓人家中发现的。全谱保存完好，共分为九匣函，三十六卷，属于木板刻印的书籍。同时分为同治时期的版本和宣统时期的版本，也就是两种版本的《昌邑姜氏族谱》都还存在。

在这套家谱的卷首页面上，首先刊印着孔子第六十一代孙，世袭衍圣公孔毓圻以及清朝康熙年间几位尚书为之所做的序言，还有清朝各代皇帝给姜家的敕命、诰命等内容，不但章贴浩瀚，而且十分精细，无论是内容的丰富，还是印刷的质量，都达到了上乘。

仅仅从《昌邑姜氏族谱》里面所做序的人物来看，就很是说明问题。因为这位衍圣公可不是一般的人物，要想请他为自己家族所修族谱作序的话，当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可以说，即使翻遍潍坊大地上所有的家族族谱，即使高贵到宰相之家、名门望族，也没有一个能够请得动当代衍圣公为自己家族族谱作序的。

再看看这位孔子的第六十一代孙、世袭衍圣公的孔毓圻究竟是位什么人物，就更是说明问题了。史书记载，孔毓圻是在康熙六年、即公元1667时袭封衍圣公的。不久他又被康熙皇帝授于光禄大夫，到了康熙十五年，即公元1676便当上了太子少师。这位孔毓圻好诗文，工擘窠大字，善画墨兰，深得元人赵孟頫要旨，还曾经编写过《兰堂集》、《幸鲁盛典》等书刊问世。

当年能够请到衍圣公孔毓圻为《昌邑姜氏族谱》撰写序言，当然就是苏州李家、即李煦的父亲李士桢了。因为李士桢不但原来就是昌邑姜氏家族的人，而且在朝廷中担任着广东巡抚之类的高官要职。即使这样，他也难以请动孔毓圻为之作序。当年的这位衍圣公可以说清高得很，绝不是有权有势便可以令其随心所欲的。

里面当然还有极为关键的所在，即李士桢与康熙皇帝的特殊关系。对于这些，作为世袭衍圣公孔毓圻应该心知肚明。因为当时的他正在皇宫之中担任太子少师，不光官高爵显，而且经常能够与康熙皇帝在一起。对于李士桢属于康熙皇帝的铁杆亲信，他当然是知道底细的。所以李士桢出面邀请时，世袭衍圣公孔毓圻总得给个面子才是，这才欣然命笔，写下了这篇序言。

还应该说明的是，在世袭衍圣公孔毓圻所撰写的序言后面，还有几位尚书为《昌邑姜氏族谱》所写的序言。如果仔细加以查找的话，这几位作序的尚书级高官，也都是处在康熙年间，也都是冲着李士桢或是李煦的面子而这样做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年的李士桢，有着皇帝作为靠山，在朝廷中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对此昌邑姜氏家族当然沾了不少的光。

其中在族谱内最有价值的，是里面收录了李士桢所做的宗训和序言。还有李煦所写的序言，这些文章，当然都是富有哲理，冠冕堂皇，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现状很有价值。里面当然也收录了姜卓垂示子孙的文章，题目为《群生自造化说》。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年的李士桢对于修撰这部家谱，做出了多么大的努力与贡献。

在此谱系中，还详实记载了姜氏家族的起源和来历，从而一直向上追溯到了少典氏、神农氏，并且以三皇五帝时期火德王为这一姓氏的先祖。里面指出当年火德王因封于姜水之地，其后代便以姜为姓的传承过程。当然还有吕尚封齐及田氏继齐之后，所发生的许多事项，再往后就是姜氏后代散居山东各地的一些情况了。

所以说，这部《昌邑姜氏族谱》非常重要，里面记述的内容完全可以佐证和补充史料的缺失。特别对于李士桢、李煦父子所在的苏州家族来说，有着上承下接的、基本真实的血缘关系，当然是一部研究《红楼梦》难得的历史文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