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马明博

下午，在抱朴斋，请张济海先生示范如何用笔。他现场创作的几张作品，散发着浓郁的现代艺术风格。翻阅《张济海书法集》，看到他以前临写过的《平复帖》《兰亭序》《祭侄文稿》，我想到清代书坛一个有趣的“段子”。

乾隆年间，翁方纲、刘墉都是颇负盛名的书法家。翁方纲的隶书谨守古法、点画精细，刘墉的行书貌腴骨健、不拘一格。由于艺术风格不同，两人对书法见解不一。

翁方纲的女婿戈仙舟，是刘墉的学生。一天，他拿着老师的字向岳丈讨教。翁方纲不屑地说：“你去问问你老师：他哪一笔是古人的？”戈仙舟将此话转告老师，刘墉哈哈大笑，说：“回去问问你岳父，他哪一笔是自己的？”

书法家张济海

与笔墨纸砚厮磨近六十年，张济海依然是个“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孩子，他手里紧抓着传统这根线，眼睛盯着天上大风，在大地上欢快地奔跑着。“古人的”、“自己的”，是或深或浅的坑；“传统的”、“现代的”，是绊脚的石头，这些，他都成功地绕开了。

要说艺术创作，搞书法的比搞文学的、绘画的要沾便宜。比方说，某位著名作家抄了苏轼一篇文章，署自己的名字，给人民日报投稿，要么被弃之纸篓，要么被讽为笑谈。但是如果有人笔下能再现王羲之、颜真卿、启功等书法的神韵，则能赢得满堂喝彩。你看，同样是抄袭，书法却不为人诟病。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著名书画家郑板桥，苦练书法入了迷，夜晚睡不着，手指在妻子背上横竖撇捺着。妻子无法入睡，问他干什么？他说“练字”。妻子说：“人各有体，你怎么不在自己体上练？”郑板桥闻言而悟。书画史上有“乱石铺街”美誉的“板桥体”（又名“六分半书”），就是这样来的。

张济海说：“从事书法创作，不能简单地重复古人。自古至今，写得像王羲之的人太多了，但真正的王羲之只有一个。”

书法名家王镛说，重复古人，临摹得再完美，也只能算是“匠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匠人传承技艺，书法家则在传承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晚清重臣沈曾植，是当时书坛的巨匠。要说书法之美，书家的字重法，画家的字重趣，学者的字重书卷味，学碑的重金石气，学帖的重气韵，而沈曾植兼具众美。

提倡变法、总结书法理论、写出《广艺舟双楫》的康有为，对沈曾植恭敬地执弟子礼。他觉得沈曾植的行草书“高妙奇变，与颜平原（真卿）、杨少师（凝式）争道，超轶苏（东坡）、黄（庭坚）”。

一天，康有为向沈曾植请教书法。沈曾植却避而不谈，对他说：“你再读十年书，再来和我谈书法！”康有为也不恼火，惭愧而退。

为书法而书法的，不会是真正的书家；真正的书家，写的是自家心性；不读书的书法家，充其量不过是抄字匠而已。据说，沈曾植家藏书曾多达30余万卷。心性的提升，既离不开历事练心，也离不开读书，所谓“气质变化，学问深处”。

书架，有时是窥探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窗口。浏览抱朴斋的书架，我看到，除了大部头的厚重的书法典籍，还有《周易》《道德经》《黄帝内经》《妙法莲华经》《六祖坛经》《稻盛和夫自传》《潜意识》等。

书法创作之外，张济海喜欢看“杂书”。在阅读上，他是典型的“杂食动物”，不止于读碑帖，凡能有所启发，他都来者不拒。在阅读中，他放眼东瀛，接触到日本书道及现代书法；同一艺术门类，不同思维形式的碰撞，令他脑洞大开。

有人说，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人的情感、见识，都藏在书法线条里。作为军旅书家，张济海的书法线条有雄强的一面，浓墨抒情时，像太行峭壁直立眼前；但他的一些书法小品，却又灵动细腻。无论大作还是小品，他的作品中都隐藏着一股气，干净、透亮、平和、充实、美雅、自在。

谈书法，谈国学，绕不过民国奇人弘一法师。张济海写过一幅“无上清凉”，就是心摹弘一法师笔意所写，旨在向弘一法师致敬。

弘一法师出家前，是风流倜傥的人间佳公子李叔同，他于书法、篆刻、绘画、音乐、戏剧，诸艺俱能。出家后，弘一法师唯独保留了书法一事，书写佛言善语，与人结缘。

退休之后，张济海把许多事看得更清了，也看得更轻了。于书法，他则是随心性而为。他笑着说：“退休之后，字写得更放松了，好像也比以前写得好了！”他还应友人之请，从传统文化典籍中摘抄出许多善语，广结善缘。

书法家启功先生曾对来访者说：“做书协主席之前，我的字还看得过去；当了书协主席，求字的太多，我疲于应付，写的真不如以前好了。”

这份对书法艺术的真诚，在抱朴斋，我也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