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消息引发了全网关注：成都允许摆地摊，两月增加8万就业岗位，全社会都给予了认可和表扬。

疫情好转后，企业和员工复工复产仍然是个难题。

如今全球疫情依然严峻，很多外贸企业都拿不到订单，工作岗位骤减，很多人都滞留在家中，没有收入。

成都出台允许“摆地摊”政策，也是在解决就业难问题，缓解百姓压力，促进经济复苏。

从3月15开始到5月中旬，两个月时间就提供了8万人的就业岗位。

在一个社会，有贫富差距的存在，就应该有多元化经济的存在。

现在城市最低层的人更难看到希望，尤其是年龄上了四十岁以上，没有什么特长和学历的底层贫困老百姓，更是没有什么机会；

甚至打工的话，也找不到什么比较好的工作，一般也只能做一些清洁工、保安、建筑工人、搬运工这些工资非常低的，待遇非常差的工作。

城市底层贫困阶层，主要是城市里面原有的低收入阶层，失业下岗工人和农村来城的务工农民。

他们共同构成了城市里最底层的这个社会群体。

我们都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还没有城管。

那个年代，只要是比较繁华的地段，人流量比较多的地段的人行道上，常有很多商贩聚集在那里摆摊。

看起来的确脏乱差，却是一道繁荣热闹的景象。

对于地摊经济，管理机构可以监管或为底层创业者提供专门的免费的或租金低廉的经营场所，而不是打击处罚。

那些摆地摊的商贩因为不需要交门面的租金，也不需要交什么税费，他们的商品相对比门面商铺和商场的价格便宜。

这样，低收入的阶层，可以在地摊上买到廉价的商品。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成熟繁荣”的城市穷人经济圈。

其中的确也有一些头脑灵活善于经营的商贩，通过地摊挣到第一笔财富，把生意逐渐做大，摆脱了穷人的身份。

“地摊经济”也给穷人提供了一个上升的路径。

因为有大量地摊生意的竞争，那时候城区里的门面租金也没有现在这么贵。

在城市里面拥有门面出租的那部分人，都是城市里面有钱的一个群体。

这些人因为有钱有门面商铺，可以不用劳动坐享其成，而变得钱生钱更有钱。 

不幸的是，90年代末，一些城市开始有了城管，后来地摊生意逐步被城管取缔了，门面的租金也随之开始暴涨，那些拥有门面的房东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现在仍然有一些小贩在和城管斗争，打游击，城管来了就跑。

但是这样的游击生意很难做大，而且做得非常艰辛。

有些人大肆宣扬地摊小贩的道德无底线，所售卖的商品和服务在卫生和安全方面没有保障。

实际上，只要是有合格的进货渠道，那么产品质量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而且假货最重要的不是在地摊渠道，而是在生产的制造顶端。

我们都希望社会有越来越好，越来越和谐，那么就给底层的人们一条活路吧。

摆地摊，关乎的是底层生活。

相比全社会水漫金山式地几个亿、几个亿发所谓“消费券”，要有效的多。

毕竟，持续的疫情对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从宏观角度讲，这1到2月份，我国经济相当于暂时“休克”，生产投资消费冰封，经济数据暴跌。

1到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减少13.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PMI指数为35.2%，下降14.3%，服务商务活动指数30%，下降23%。

宏观是数据，可是微观才是真实的经济。

按数据统计来说，我国有5.6亿人，存款为0，而据调研资料，90后人均负债12万，很显然，这“休克”的社会现实，使得每家每户几乎都处于一种“坐吃山空”的状态。

这持续50多天的封禁，使得很多中小企业岌岌可危，甚至难以维持。没有商业企业，又何来就业呢？

为此，政府出台的政策是50万亿的“新基建”发展规划。按照不完全统计，截止3月10日，有25个省份公布了投资计划，2.2万个项目总投资额49.6万亿，其中2020年就有7.6万亿。

实际上，这些政策作用微乎其微，远不如“允许摆摊”来的划算。

“允许摆摊”的做法也没有啥新奇之处，无非就是临时性的“放松管制”而已，但绝对不能小看。

放松管制，柔性执法审慎监管，会激发出社会公众极大的活力。

放松管制，这应该是未来改革的目标。

以允许摆摊为标志的放松管制，起码让普通人能够自食其力，哪怕是做小生意，摆个小摊，都不至于陷入“没钱没吃的”窘境。

而以此类推，允许有更多的创业自由，取消各种“条条框框”，我们的社会才会有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