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看得非常清楚，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不受法律的约束，就可能变成暴政。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市场经济，宪法及其制度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使得政府所有的权力都在法律之下，政府的所有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惟其如此，私有财产才能得到有效保护，个人自由才能得到充分保证，企业家精神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但是我们总要给政府一些权力，这些权力就是他们可以制定我们的游戏规则，包括法律，也包括一些必要的政策，并保证这些有效规则得到普遍遵守。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法治社会。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必须尊崇一些更高的准则。现在很多人在有关法治的认识方面是不够的，他们认为法治就是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所以建立法治社会的关键就是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但我认为这只是法治的第二部分，法治的第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法律必须符合天理，也就是西方学者讲的自然法。天理是什么？就是基于人类合作的需要而长期演化形成的一些天经地义的戒律，比如大家能想到的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说话要算数，这都是天理。如果政府制定的法律不符合天理，就会导致人们之间不是更好地合作，而是更大的伤害。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仅仅是制定法律，更重要的是法律符合天理，因为现在中国有太多的法律不符合天理。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怎么使符合天理的法律真正变成法律，不符合天理的法律被废除。计划经济不符合天理，因为它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剥夺了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扼杀了企业家精神，所以我们把它废了。人民公社不符合天理，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就抛弃了这个法律，恢复了天理。今天仍然有很多不符合天理的法律，包括政府部门拥有的各种审批权，政府机关随意对私有财产的侵害，随意对企业家的拘捕和对财产的任意剥夺。政府在这样做的时候，通常也是依“法”行事，但不合天理。还有一些看起来不很重要，但是引起我们关注的不符合天理的法律和法规，比如公安部前一段时间制定的闯黄灯视同闯红灯，就是一个不符合天理的法规。如果我们仅仅认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就是法治国家，我认为这样的“法治”国家可能和秦始皇的法制——也就是古代法家讲的法制，没有什么不同，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国家法治”，不能算作“法治国家”。而古代儒家是把天理放在第一位的，也就是所有的法律必须符合天理。

　　这意味着我们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在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时候，都应该想想，我这个法律符合不符合天理。当然天理有好多条，每个人的理解也未必相同。300多年前，哲学家霍布斯归结出19条自然法规则，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这19条大部分人可能记不住，好在我们可以把它们总结为一句非常简易的总则，甚至最平庸的人也没有借口忘记，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政府官员在做事的时候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把自己放在普通百姓的位置上想一想应该不应该制定这个法律，我想我们就可以避免大量的不符合天理的法律。

   张维迎简介

    张维迎，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00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他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6年3月他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